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5月23日发表题为《究竟谁在震灾面前作秀》的文章说，灾难之所以称其为灾难，首先是与人道相悖。面对尸横遍野、残垣断壁，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寄予深深的同情。虽然中国人没有指望某些西方媒体有悲悯众生的菩萨心肠，但同样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种意识形态凌驾于生命之上。遗憾的是，在如此危急关

    文章摘录如下：

    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使“天府之国”四川大部分地区遭受重创，大地震造成的山体崩裂、泥石流泛滥，延缓了拯救行动，致使死亡数万、灾民遍地，后果惨烈。中国政府发动了一切社会力量，在第一时间展开了施救工作，从反应速度到信息公开，从高层轮流一线督战到为遇难者下半旗致哀，一系列行动令人耳目一新，不但取得了民众的信任，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。

    因此有人撰文称，中国汶川大地从某种意义上缓解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，使那些惯用“人权”标尺衡量一切的思维也受到了一次强烈震撼，连许多在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中刻意向中国发难的西方媒体，都为中国的进步喝彩。当然，在2008年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是明显的，仅从为震灾罹难者下半旗看也透出了政治的人性化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黎民百姓降旗，真正体现了“以人为本”的理念。

    然而，任何事情都希望得到全世界的一致好评并不现实，既然有人赞许，也就会有人批评。比如，德国《明镜》周刊5月14日刊发瓦格纳的评论，称中国“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”。同属贝塔斯曼旗下的《明星》周刊也刊文提出类似观点，认为中国此次在处理应急事件中一改常态是作秀，目的是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结束在西藏危机之后的国际孤立局面。在他们眼里，不管中国政府怎么积极应对灾难，怎么努力改变现状，都有鲜明的政治图谋，似乎连地震也是政府所为。

    在人命关天的时刻说风凉话，和幸灾乐祸一样也毫无人性可言。道理显而易见，生命的要义永远超越意识形态，任何政权如果置民众生命于不顾，必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。中国政府在这次震灾中恰恰遵循了人道主义原则，灾难发生后信息透明度极高，各种应急措施十分得当。正如德国《时代周报》所言：“政府及时的反应同灾区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并无关联，为救灾付出的努力绝非是出于宣传作秀，中国在本次地震灾害中的表现受到联合国的表扬当之无愧。”

    毋庸讳言，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都始于灾难中，如同没有洪水泛滥，就不可能有诺亚方舟。就算中国今天的进步都是用教训和哀伤换取的，当一个政府尝试着表达人情，当一种权力尝试着走近人性，谁又能说其中没有包含着政治文明的进步？从这个角度说，瓦格纳等人是无稽之谈，就像有人把孔子学院视作文化渗透，把奥运火炬传递当政治宣传，本质上就是恶意的。

    灾难之所以称其为灾难，首先是与人道相悖。面对尸横遍野、残垣断壁，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寄予深深的同情。虽然中国人没有指望某些西方媒体有悲悯众生的菩萨心肠，但同样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种意识形态凌驾于生命之上。遗憾的是，在如此危急关头，《明镜》周刊等媒体不仅没有站在人道立场说话，还一反常态地把“人权”抛到了九霄云外，换一幅嘴脸对中国救灾工作横加指斥，这是极大的不人道。

    长期以来，中国人对西方舆论习惯用“傲慢”、“偏见”解读，认为不论中国怎么改变，都无法动摇他们固有的心态。其实，这种说法并不一定通用，西方人的“傲慢”是因为近代以来引领了人类文明潮流，由此导致对其他文明的漠视，而“偏见”却有极强的互动作用。就面对自然灾害而言，“卡特里娜”飓风之后，在自家农场休假的美国总统未到灾区，遭到了全球舆论的抨击；缅甸发生风暴灾害后，军政府的领导人丹瑞也没有出现在救灾现场，同样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。这说明，世界舆论在灾难面前一般没有亲近远疏，体现的都是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。

    泱泱大国13亿之众，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以作秀心态捐款救灾的现象发生。但是，在重大的公共灾难事件面前，声音最大、组织能力最强的并不是企业和演艺明星，而是国家及社会管理机构。